这表明，封闭的行政行为体系实际上无法适应行政实践的发展。

实践中，很多部门的服务性权力也确实是这样处理的。法教义学所存在的以上三个方面的缺陷，在行政的复杂性面前似乎被无限放大了。

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不仅没有制定国务院各部门的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也相对简单，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的职责和权力更是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只体现于三定方案中。因此，各权力类型之间的交叉重合，在权力清单改革中也有所体现。[13] 参见高秦伟：《行政过程中的政策形成——一种方法论上的追问》，《当代法学》2012年第5期。江苏省行政审批改革办公室公布的《行政权力事项编制规范》照搬了国务院指导意见提出的办法，将行政权力分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征用、其他行政权力等十类。因此，在依托法教义学方法展开的行政权力清单改革遭遇难以深入推进的问题时，改革工作不能推倒重来，新理论范式和方法的提出与应用不能走向法教义学的对立，更不能对已取得的改革成果即罗列的权力清单予以全盘否定。

既然如此，以行政行为取代行政权力，即有可能造成清单展现的行政权力的失真。[2] 参见高秦伟：《行政法学方法论的回顾与反思》，《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民法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包括国家权力事实、社会公权力事实和公共利益事实三种类型。

[23]独立解释说认为，合宪性解释中包含了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因素，但其具有自身特点，不宜将其纳入体系解释或目的解释，而应认定为独立的解释方法。宪法属于公法，其他公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宪法的具体化，宪法适用的事实条件能够全部或者部分融入到其他公法规范当中，相关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也就没有必要另外列明。宪法的规范含义是大前提，法律的多种解释方案是事实，某种解释方案与宪法的符合或者违背是小前提，最终筛选出的解释方案是结论。存在国家行政权事实的民事案件，通常发生在民事主体根据国家行政权主体授权或者委托实施民事行为，或者国家行政权主体深深卷入民事活动的其他情形。

然而，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前面的。作为宪法适用的一种形式，合宪性解释对宪法实施的意义不可估量。

在其后的合宪性解释研究中，尽管宪法适用的概念频频出现，但人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谈及宪法适用，以及合宪性解释作为宪法适用的制度机理并没有得到展开和详细揭示。是否承认合宪性解释属于宪法适用是证成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设定之正当性的关键。[35] 吴庚、陈淳文：《宪法理论与政府体制》，台湾三民书局2013年版，第142页。限于研究主题、篇幅以及目前思考的局限，本文对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合宪性解释一般原理的研究也只是初步的。

合宪性解释的宪法适用性质以及事实条件的设定决定了，是否运用合宪性解释绝非法官可以自由裁量的事项，而是在审理符合条件的案件时必须履行的羁束性义务。这是法官运用合宪性解释的羁束义务在法律后果宣布阶段的重要体现。如果宪法适用的事实条件同部门法适用的事实条件基本一致，部门法的适用条件大致便能够覆盖宪法的适用条件，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也就没有必要被明确列出。宪法与民法分属公法与私法的异质性决定了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设定的合理性。

宪法规范经抽离行为主体、行为内容以及义务主体，就可以得到宪法规范的客观价值秩序。[35]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法善良风俗条款只是充当了包装宪法言论自由的容器，真正对案件裁判发挥实质作用的乃是宪法言论自由条款。

为了保障民事主体权益，防止法官在民法合宪性解释适用情形上的过度自由裁量，设定启动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非常必要。此时，善良风俗、交易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等一般条款需要法院以宪法价值观点为标准予以具体化。

[27] 第二，合宪性解释蕴含着逻辑三段论的法律推理。但除此之外，还应当进一步追问，民法的合宪性解释应否具备事实条件？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尽管合宪性解释在我国的民事审判中早有实践，并已然成为宪法作为判决依据功能的主要形式之一，[11]法院在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裁判案件时却鲜有提及启动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10]上述学者阐述的合宪性解释条件尽管内容各异，但总体上都属于规范层面的条件。[42]当私主体之间存在社会公权力事实时，民法规范的解释和适用就需要诉诸以权利义务倾斜配置为基本理念的宪法，以矫正私主体间事实上的强弱悬殊差距，实现对社会公权力的必要控制和私主体间权利义务配置的实质公平。有学者提出，合宪性解释是我国宪法在司法中适用的最佳方式。

2008年前后我国学界开始关注合宪性解释问题，当时学者们曾就合宪性解释是否属于宪法适用产生过争论。国际公权力属于国际法领域的问题，本文无需讨论。

尽管学界在这一领域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民法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问题却一直被学者们忽略。[18] 参见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第4页。

[30]在公法与私法二元划分的框架下，对不同属性的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在事实条件的设定上必然有不同要求，公法领域下的合宪性解释必然异于私法领域下的合宪性解释。[53] [英]A. J. 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为避免民法合宪性解释的滥用，启动民法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二是冲突规则，指在数种可能的法律解释中应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符者。[38]于是，可以把民法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分为三类：国家权力事实、社会公权力事实和公共利益事实。合宪解释的过程也是宪法解释的过程，至少宪法解释是合宪解释的第一步骤。

[51] 前引[16]，魏德士书，第316页。本案中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又是以案件中存在着网络删帖影响公共利益这一事实为前提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滥用合宪性解释可能导致宪法过度干预私人自治、损害民事主体权益的不良后果，决定了设定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必要性。

（一）国家权力事实 符合国家权力事实条件的民事案件，系指案件一方当事人与国家权力密切关联，其实施的民事行为带有国家权力因素，因而不宜被视为单纯民事行为的民事案件。认定是否构成名誉侵权除了需要考虑宪法第41条外，尚需综合考量潘石的动机、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等各种因素。

[41]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很多像企业、劳工组织、经济团体、职能团体等拥有巨大势力的私团体日渐成为市场社会中的支配性力量。[36]同理，价值意义上宪法适用的事实条件，需要借助规范意义上宪法适用事实条件的理论抽象加以确定。[56] 第三，涵摄阶段的合宪性解释方法选择义务。如果案件事实不符合条件，法官则不应当运用。

三、民法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设定的理论效应 民法合宪性解释涉及多个层面的理论问题，包括合宪性解释的性质、合宪性解释的条件、合宪性解释的运用等。[56]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1页。

第二，规范寻找阶段的合宪性解释运用与否的判断义务。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近代民法理念逐渐被现代民法理念所取代，民法的调整对象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理念的变迁使得公共利益的因素被纳入民法的考量视野，诚实信用、善良风俗、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的重要地位日渐凸显。

但是，当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划定后，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性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从公权力主体的视角来看，宪法是限制公权力的法。